引  言

本次调研对全国37家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近5年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考察，重点分析其在机构建设、制度创新、业务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实际进展与共性问题。调研发现，尽管各仲裁委在体制机制和发展路径上存在差异，但普遍面临案源结构单一、专业能力不足、外部认可度偏低等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报告总结了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创新举措与实践探索经验，旨在为我国中等城市仲裁委员会进一步健全治理机制、深化产业融合、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比较视野与经验参照，也为持续探索我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积累扎实的实证基础。

一、调研概述

仲裁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等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关键层级，其仲裁机构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区域法治建设成效。基于此，以下将围绕调研目的、背景及范围方法对本次调研做具体说明。

1. 调研目的

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仲裁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其作用愈发凸显。全国中等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仲裁机构的发展状况，不仅关乎当地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仲裁事业的整体水平。

本次调研聚焦全国中等城市（注：本调研报告聚焦于全国各省、自治区（不含直辖市及港澳台）中除省会城市以外的地级市。为便于行文，上述范围内的城市在报告中统称“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近5年（2021—2025年）来的发展状况，期望通过情况调研与数据分析，勾勒出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规模拓展、业务开展、队伍建设、机制创新等多方面的现实图景与发展脉络。

从行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调研成果将为国家及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与完善仲裁行业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助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仲裁事业发展体系，推动仲裁行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微观层面而言，本次调研可为各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自身的优化升级指明方向，使其能精准把握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市场主体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仲裁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成功经验，共同应对发展挑战，从而整体提升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2. 调研背景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对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和管理作出成文规定，标志着我国仲裁事业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2026年，新《仲裁法》正式落地，对仲裁机构的属性和治理要求作出清晰界定，对涉外仲裁相关制度作出修改完善，标志着中国仲裁真正迈入国际化、专业化、透明化的新纪元。

从政策层面来看，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仲裁事业的发展，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以推动仲裁制度的完善和仲裁机构能力的提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这为仲裁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仲裁制度改革，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推进海事仲裁制度规则创新的重要部署。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也陆续发布一系列指导意见，鼓励和支持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发展仲裁事业。这一系列政策部署，与新《仲裁法》在涉外仲裁制度、机构内部治理、中国特色仲裁实践创新等方面的修订内容形成合力，共同为中国仲裁事业发展作出有力支持。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全国中等城市的仲裁机构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政策的大力支持为仲裁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多的中等城市开始重视并积极推动本地仲裁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日益复杂多样，对仲裁机构的专业性、公正性、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促使中等城市的仲裁机构必须不断创新机制、提升服务质量，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需求。

3. 调研范围与方法

为全面反映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发展面貌，本次调研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特色以及仲裁机构发展状况的差异性，从全国7大地区选择37个中等城市的仲裁机构作为样本，所选城市及其区域定位见表1。通过覆盖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中等城市，确保调研成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表1 调研样本城市分布与区域特征

在调研方法上，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在收集整理相关政策文件的基础上，对受案量、标的额、案件类型等关键数据进行整理与对比分析，再通过剖析具有典型表现的仲裁机构的特色实践与创新经验，以形成对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发展状况的立体认识。

二、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近5年发展现状

近5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规模拓展、业务开展、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全面呈现这一时期的发展面貌，以下将从机构数量与分布、案件情况、人员构成情况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1. 机构数量与分布

近5年来，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数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从地域来看，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为客观呈现这一格局，图1展示了全国247个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分布情况（非仅限于样本城市）。

图1 全国247个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分布

通过此图可发现，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区域，其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数量相对较多。如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数量较为密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频繁，对仲裁服务的需求较为旺盛，从而推动了仲裁机构的设立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数量则相对较少，但近年来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仲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也促使当地政府开始关注并推动仲裁机构的发展，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总体而言，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点，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正在逐步释放，未来有望迎来更快的增长。

2. 案件情况

近5年来，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量和标的金额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部分机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各仲裁机构在业务规模、案件类型、服务特色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点，2025年的截面数据详见表2。

表2 调研样本机构2025截面数据

从所选样本机构的相关数据来看，扬州仲裁委员会2025年案件量突破5000件，标的额超过50亿元；东莞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案件4567件，同比增长71%，争议金额162.01亿元，同比增长57%；佛山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案标的额超1亿元的重大复杂案件达31件，合计标的额91.34亿元。酒泉仲裁委员会（敦煌国际仲裁院）不仅在案件量上逐年增长，而且受理并办结多起跨境商事争议案件，当事人涉及日本、瑞士、印尼、伊拉克、越南5个国家，填补了甘肃西部无自主涉外仲裁实践的空白。这一增长趋势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密切相关，也反映出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等城市的市场认可度在逐步提高。以铜陵、唐山、东莞三地为例，其近5年受案数量与标的额的变化趋势（见图2）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发展态势。

图2 2021-2025年铜陵、唐山、东莞仲裁委员会（注：图2图例中的“铜陵”、“唐山”、“东莞”分别指铜陵仲裁委员会、唐山仲裁委员会和东莞仲裁委员会。）受案数量和标的额

从案件类型来看，合同纠纷案件占据了较大比重，其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类型较为常见。以淄博仲裁委员会和廊坊仲裁委员会为例（详见图3、图4），两地仲裁机构均以建设工程纠纷为标的额的首要来源，买卖合同、金融借款等商事纠纷亦占有相当比重，体现了仲裁在服务实体经济、化解复杂商事争议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两地受案数量结构也各具特色——2025年，淄博仲裁委员会共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小额民生类纠纷1834件，占当年案件总量的57.24%。此类纠纷的高占比反映出仲裁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嵌入与功能延展。相较之下，廊坊仲裁委员会2025年全年受理案件302件，总标的额达27.39亿元，平均个案标的约为906.9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与工业品购销类案件在案件数量与标的额上均占据主导地位，两类案件合计占案件总量的比例超过50%，占标的总额的比例超过45%。上述数据表明，廊坊仲裁委员会呈现出“案件数量少、标的金额大”的显著特征。

图3 2025年淄博仲裁委员会各类型案件标的额及其占比

图4 2025年廊坊仲裁委员会各类型案件标的额及其占比

此外，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与互联网相关的仲裁案件逐渐增多，如东营仲裁委员会已受理电子商务、数字交易、人工智能等纠纷64件。

总体而言，目前中小城市仲裁机构的纠纷类型基本呈现“双轮驱动”特征：一是建设工程领域始终是仲裁服务的核心板块，反映出仲裁在解决工程建设复杂经济纠纷中的不可替代性；二是仲裁服务正向民生领域和实体经济重点行业双向延伸。民生领域表现为道路交通事故、物业、租赁等小额高频纠纷数量占比显著，体现仲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不断深嵌；实体经济领域则表现为金融、买卖、股权转让等纠纷标的额持续攀升，且呈现大额化、复杂化趋势，说明仲裁服务正加速向高标的额的商事领域拓展。

3. 人员构成情况

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人员队伍整体呈现出高素质、专业化的特点。从人员构成来看，主要分为仲裁机构工作人员与仲裁员两支队伍，两者在职能定位、选拔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各有侧重。

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案件受理、程序管理、仲裁庭服务及对外联络等日常事务，其学历层次普遍较高，多数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仲裁机构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专业背景来看，法学专业背景者占比最高，这与仲裁工作高度专业化的特点相契合；同时，金融、经济、管理等与法学复合背景的人员也占有一定比例，多元化的专业结构有助于在案件管理、程序推进、对外协调等方面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服务保障。

仲裁员主要从法律、金融、经济、工程等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中聘任，其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仲裁案件的处理质量。多数仲裁员拥有高级职称或从事法律实践多年，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实务能力。以山东东营仲裁委员会为例，其605名仲裁员中，金融、能源和建筑工程等专业领域行业专家占比达30.4%，充分体现了仲裁员队伍的专业化特色。广东东莞仲裁委员会则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成效显著，拥有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仲裁员52名，具备外语开庭能力的仲裁员约占总人数的31%，具有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者约占25%，为处理涉外仲裁案件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前文梳理的发展现状基础上，也应清醒地看到，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仍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以下将从五个维度展开分析。

1. 机构性质与定位问题

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仲裁机构是民间性组织还是行政性机构，抑或是具有某种特殊性质的法人，长期以来存在认识分歧。新《仲裁法》的正式施行，对仲裁机构的属性和治理要求作出了清晰界定，明确仲裁机构为非营利性法人，旨在强化其独立地位与公益属性。然而，当前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实际运行状态与新法的规范要求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性质与定位的模糊问题尚未得到有效化解。

从性质层面看，仲裁机构本应独立于行政机关开展仲裁活动。然而现实中，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与当地行政机关密切关联，如人员编制依附于政府、经费来源依赖财政拨款等，行政化色彩依然较为浓厚，使其民间性受到质疑。这种性质上的模糊，与仲裁法所确立的仲裁机构的独立地位形成内在冲突，仲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能面临行政因素的介入，影响仲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在定位层面，部分仲裁机构对其应属于营利性组织还是非营利性组织的界定不够清晰。新《仲裁法》明确仲裁机构为非营利性法人，要求其以公益性为根本遵循。但从实际运行来看，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存在过度关注收费增长、公益服务供给不足等现象，在价值导向上与非营利性法人的制度设计存在偏离。这种定位与实践之间的错位，不仅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仲裁机构公信力的积累与维护。

机构性质与定位的不清晰，给仲裁机构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从外部影响来看，削弱了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影响当事人对仲裁的信任与选择意愿。从内部发展来看，使得仲裁机构在管理上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难以形成系统、可持续的战略规划，制约了服务能力的提升与业务创新的推进。

总体而言，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性质与定位上仍模棱两可，在实际运行中仍带有较重的行政化色彩和营利化倾向。如何剥离行政依附、回归公益本位、理顺管理体制，已成为落实新《仲裁法》要求、推动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2. 案件受理与质量问题

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案件受理与质量方面，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在案件受理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从地域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活跃，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较多，仲裁机构的案件受理量相对较大；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不够频繁，仲裁机构的案件来源和案件受理量则相对较少。从机构自身角度看，不同仲裁机构间的案件受理量也存在差异。一些知名度高、信誉良好的仲裁机构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当事人选择其进行仲裁，案件受理量较大。一些新成立的或影响力较小的仲裁机构，案件受理量较少。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案件处理质量上，机构的裁决质量参差不齐。案件质量的衡量应当包括司法监督结果、当事人满意度、裁决说理的充分性、审理周期的合理性等综合指标。调研发现，部分仲裁机构由于人员专业素质较高、办案经验丰富，能够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效率，裁决结果普遍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而一些仲裁机构则存在人员素质不高、办案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案件审理质量低下，裁决结果可能存在争议。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也影响了仲裁机构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不利于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中发现，在案件质量相关的程序规范层面，部分仲裁机构的新探索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个别仲裁机构在实践中引入“裁前告知”制度——即在裁决作出前将初步意见告知当事人，给予其补充陈述、说明以及补充证据的机会。这一制度设计确实使得很多纠纷最终通过和解解决，避免了后续可能存在的撤裁或不予执行风险，但在实践中却引发了诸多争议。初步意见的披露可能引发当事人新一轮的争议，反而延长了纠纷解决周期，与仲裁追求高效的价值取向相悖。此外，“裁前告知”的适用标准、告知范围、当事人回应时限等缺乏统一规范，部分机构在执行中存在随意性，反而影响了程序公正。

总体来看，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案件受理与质量方面呈现“地域失衡、机构分化、质量参差”的突出特征，受理数量与处理质量相互牵制，如何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实现良性平衡，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与此同时，“裁前告知”等程序探索所暴露的制度张力，也提醒我们在提升仲裁服务灵活性的同时，必须审慎把握程序创新与规范运行的边界，在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与维护仲裁高效终局之间寻求恰当平衡。

3. 人员队伍建设问题

尽管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人员队伍整体呈现高素质、专业化特点，但调研同时发现，部分机构仍存在专业人才结构不够优化、高端复合型人才相对匮乏的问题。

从仲裁员队伍来看，在金融衍生品纠纷、互联网知识产权纠纷、涉外法律事务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的仲裁员数量不足，难以完全满足新型案件审理的专业需求。随着新《仲裁法》对涉外仲裁制度的完善以及各地仲裁机构对新兴领域仲裁服务的拓展，对仲裁员专业能力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部分机构尚未形成与本地产业需求相匹配的仲裁员梯队，专业化建设仍显滞后。

从工作人员队伍来看，部分机构存在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现象，影响了日常管理工作的稳定性和业务开展的连续性。仲裁机构工作人员承担着案件受理、程序管理等一系列基础性、保障性工作，其队伍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仲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调研中发现，少数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因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难以留住骨干人员，导致经验断层和管理波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构整体效能的发挥。

从仲裁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协同配合机制来看，部分机构在仲裁员选聘、培训考核、案件分配等方面缺乏系统规划，仲裁员与工作人员之间信息沟通不够顺畅，影响了案件处理的效率与质量。

总体而言，当前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人员队伍建设方面，既面临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的困境，也面临工作人员“稳定性不足”的挑战，同时仲裁员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多重因素交织制约了仲裁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

4. 数字化转型与智慧仲裁建设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当前各机构所处的数字化阶段不一，问题表现也各有差异。

从技术应用层面看，虽然部分机构已建成线上办案系统，如湖州仲裁委员会推出湖州“智慧仲裁”线上系统，衢州仲裁委员会上线“云仲裁”平台，东营仲裁委员会实现网上立案率约58.2%、电子送达率达96%等，但整体而言，各机构之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机构仍停留在基础的信息化阶段，未能实现立案、举证、庭审、裁决全流程的线上闭环。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机构虽已搭建线上办案平台，但系统建设质量参差不齐，后续维护更新滞后，实际应用效果远未达到预期。从对部分仲裁员的调研反馈来看，线上系统稳定性不足、用户体验较差等问题较为普遍。例如，部分平台在庭审过程中频繁出现掉线、音画不同步等情况，当事人及仲裁员签字环节常因系统兼容性问题无法正常完成，多次重复操作或转为线下补签，不仅影响了庭审的流畅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事人对仲裁效率的认同感。此外，部分平台界面设计复杂、操作指引不明，当事人上手难度大，导致线上系统的使用率偏低，未能真正发挥智慧仲裁便捷高效的优势。

从标准规范层面看，数字化仲裁缺乏统一的规则指引。例如，九江仲裁委员会探索“仲裁+公证”联动送达模式，中卫仲裁委员会制定出台了《网络仲裁规范办理指引》，但仍有部分机构在网络仲裁的证据认定、电子送达效力、线上庭审程序等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规范。

技术层面的不成熟与制度层面的缺位，使得部分机构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建而不用、用而不畅”的困境，制约了智慧仲裁效能的充分发挥。

5. 仲裁宣传推广与市场认知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普遍面临仲裁制度社会认知度不高、市场主体主动选择仲裁意愿不强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多个机构的实践探索中均有体现，成为制约机构发展的共性挑战。

从市场认知角度看，许多企业和个人对仲裁“高效、保密、专业”的优势了解不足，在签订合同时更倾向于约定诉讼方式，导致仲裁条款在合同中的约定率较低。部分市场主体对仲裁的权威性存在疑虑，认为“仲裁不如诉讼权威”，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影响着仲裁机构的案源拓展。

从宣传推广角度看，部分仲裁机构宣传手段较为单一，未能形成持续、广泛的传播效应。虽然调研数据显示许多机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如河源仲裁委连续三年在河源电视台综合频道《河源天气》节目嵌入仲裁相关内容、扬州仲裁委员会在扬州广电新闻频道开设《仲裁之声》连载、铜陵仲裁委员会开展“959仲裁时间”基层宣传、滨州仲裁委员会制作普法短剧等，但整体而言，仲裁制度在社会公众中的知晓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区域发展角度看，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还面临着周边大城市仲裁机构的虹吸效应。市场主体在处理跨区域纠纷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知名度更高、资源更丰富的省会或一线城市仲裁机构，这给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业务拓展带来一定压力。

总体而言，中等城市仲裁机构面临知晓度低、竞争压力大等困境，市场主体认知偏差与机构宣传手段单薄，加之周边大城市仲裁机构的虹吸效应，导致案源拓展、品牌塑造、影响力提升等方面步履维艰，亟需采取措施突破现状。

四、创新实践与典型做法

在破解上述问题的过程中，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典型做法。

1. 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强化独立公正形象

仲裁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是其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新《仲裁法》明确仲裁机构为“公益性非营利法人”，确立了其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要求建立健全仲裁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从法律层面为仲裁回归独立公正本源提供了根本遵循。为破解机构性质模糊、行政干预风险等问题，部分中等城市仲裁机构从体制机制入手，积极探索“去行政化”改革路径。这一方向，与新《仲裁法》的制度导向高度契合。

多地仲裁机构的先行先试更具实践价值。河源仲裁委员会从体制结构层面切入，从成立之日起将其定位为依法纳税、独立运作、自收自支的公益性非营利法人，构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仲裁独立公正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铜陵仲裁委员会从制度层面入手，建立了领导干部干预仲裁追责制度，明确记录、报告和追责程序，从源头上防范行政干预风险，为仲裁独立公正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淄博仲裁委员会成立了国内首家仲裁文化研究机构，通过深入挖掘仲裁制度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强化仲裁机构的独立、公正形象，以文化建设助推公信力提升。

新《仲裁法》为仲裁“去行政化”改革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地方先行探索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而河源、九江、铜陵、淄博等地的实践探索，则为新法相关规定的落地提供了可借鉴的鲜活经验。这充分表明，确保仲裁机构独立公正，既需要体制上的独立运作，也需要制度上的刚性约束，还需要文化上的柔性浸润——三者相辅相成、同向发力，方能共同筑牢仲裁公信力的根基。

2. 创新“调解+仲裁”衔接机制，提升纠纷化解效能

如何实现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是仲裁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调研发现，一批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积极探索调解与仲裁的有机衔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解纷模式。

衢州仲裁委员会创新“云仲裁+调解”模式，打造“调解前置、仲裁保障”的涉外争议解决新生态。在某跨境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衢州仲裁委员会运用“法律要件分析+商业利益衡平”双轨调解法，实施“阶梯式费用返还”方案，仅用21天成功调解该案，入选浙江涉外商事调解典型案例。这一模式实现了程序救济与实体权益保障的有机统一。

河源仲裁委员会设立诉讼仲裁服务站（点），进驻综治中心，推动成立河源市民商事务调解中心，并与之积极合作构建“裁前联调”机制。2025年，东源县工业园仲裁服务点受理案件132件，成功调解39件，涉案标的130万元；江东新区诉讼仲裁服务站受理案件255件，成功调解63件，涉案标的760万元。河源市民商事务调解中心共受理案件399件，成功调解172件。通过“立案前促调、开庭时必调、裁决前再调”的大调解格局，河源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这一“小切口”，探索出一条助力基层社会“大治理”的务实路径，为同类仲裁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

东营仲裁委员会推行“商事调解+仲裁确认”机制，对适宜调解的商事纠纷先行调解，后经仲裁程序确定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2025年，该机制成功化解商事纠纷289件，标的额1.29亿元，调解成功率高达91.2%，有效减轻了当事人诉累，提升了纠纷解决效率。

湖州仲裁委员会设立个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专门处理金融消费领域的争议。2024年1月至3月，该中心即受理纠纷654件，涉及标的额1265.1万元，快速高效的解纷模式受到金融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淄博仲裁委员会则探索“前端预防调解+后端仲裁化解”模式，将调解服务延伸至纠纷发生前，从源头上引导企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潜在争议。

这些创新实践表明，调解与仲裁的有效衔接，既发挥了调解灵活高效、成本低廉的优势，又赋予了调解结果较高执行力，实现了“1+1>2”的纠纷化解效果。

3. 深化“产业+仲裁”融合，打造特色服务品牌

调研发现，在大城市仲裁机构的虹吸效应下，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深耕本地特色产业、提供精准专业服务是一条有效的突围路径。

惠州仲裁委员会聚焦全市绿色石化、电子信息、新能源等支柱产业，率先设立全省首个能源化工新材料专业仲裁院，制定了适应产业特点的仲裁规则，吸纳行业专家担任仲裁员。同时，该委积极拓展“仲裁+”服务模式，推出仲裁+知识产权、仲裁+工程建设、仲裁+不动产登记、仲裁+乡村振兴等系列举措，将仲裁服务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各环节。

东营仲裁委员会依托当地油气产业优势，成立国际能源仲裁庭审中心，专门处理油气技术服务、石油装备制造、新能源项目合作等涉能源案件。2025年，该仲裁委员会受理涉能源案件88件，标的额1.73亿元。同时，东营仲裁委员会积极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领域拓展，受理涉生态修复、节能环保、水资源利用等案件25件，标的额2785.74万元，将海上风电、新能源、新材料等新领域纠纷纳入专业化解纷体系。

河源仲裁委员会立足本地金融产业实际，专门设立金融仲裁庭，并出台《金融仲裁规则》及配套收费标准，在金融批量案件处理方面形成显著优势。目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六大国有银行河源分行均已将其纳入合同争议解决机构。

江西九江地处长江沿岸，九江仲裁委员会探索区位优势，成立“江西省首个水上多元解纷服务中心”，为长江江西段及鄱阳湖水域跨境运输、国际贸易等纠纷提供“一站式”仲裁服务，形成了鲜明的涉水仲裁特色。

扬州仲裁委员会设立文旅仲裁中心，专门处理文化旅游领域的纠纷；同时积极布局数字经济新赛道，提出未来方向聚焦数据仲裁，探索文本、数字及数据衍生权益的仲裁需求，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

这些实践充分说明，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只有立足本地产业特色，走专业化、精细化发展道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准定位、形成优势。

4. 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仲裁

现代信息技术与仲裁业务的深度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仲裁的服务方式和运行模式。一批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湖州仲裁委员会建成“湖州智慧仲裁”线上系统，实现了从立案、举证、庭审到裁决的全流程网办，大大降低了当事人维权成本。中卫仲裁委员会针对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特点，制定出台了《网络仲裁规范办理指引》，为数字化仲裁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指引。2025年，该委网络仲裁案件达9.2万件，同比增长87.66%，争议总金额19.32亿元，数字化办案已成为该委的主要办案方式。

河源仲裁委员会持续推进“智慧仲裁”建设，已建成覆盖立案、审理、裁决、送达等全流程的互联网仲裁系统。通过引入远程视频开庭、电子签名等信息化手段，当事人可在异地全程参与仲裁程序，实现“一网通办”线上服务。自该系统上线以来，已处理案件1万多件。对于无特殊情况的案件，缴费之日起50天内审结案件，大部分案件做到了30天左右审结。该模式有效提升了案件处理效率，成为数字化赋能仲裁服务的典型案例。

这些数字化实践表明，智慧仲裁不仅能够提升办案效率，还能够拓展仲裁服务的覆盖范围，为仲裁机构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5. 创新宣传推广方式，拓展案源渠道

仲裁制度的社会认知度不高，是制约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发展的普遍难题。调研发现，各机构在宣传推广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扬州仲裁委员会与扬州广电新闻频道合作，开设《仲裁之声》连载栏目，定期播出仲裁知识、典型案例、专家访谈等内容，将仲裁制度宣传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该委在全市9个县域综治中心设立仲裁窗口，将仲裁服务延伸至基层一线，并与电商协会合作，精准对接行业需求。

铜陵仲裁委员会开展“959仲裁时间”基层宣传活动，利用广播频率的黄金时段宣传仲裁知识，将仲裁制度送到群众身边。该委还积极与银行、商会合作，拓展金融和商事领域案源，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宣传推广格局。

滨州仲裁委员会制作普法短剧，以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形式普及仲裁知识，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有效提升了仲裁制度的知晓度。该委还与工商联、民营企业协会合作，成立调解服务站和仲裁中心，将宣传推广与服务企业有机结合。

宣城仲裁委员会采取带案走访、法律体检等方式，主动深入企业推进仲裁置入合同。仲裁员深入企业一线，帮助企业梳理合同风险，提出仲裁条款植入建议，变“等案上门”为“主动服务”。

湘潭仲裁委员会设立流动仲裁庭，将仲裁庭开到企业门口、田间地头，实现了仲裁服务上门；组织仲裁员进企业进行专门指导，帮助企业规范合同管理、预防法律风险。

河源仲裁委员会积极参与“宪法宣传周”和“法律宣传月”活动，通过园区普法、乡村公益、法律服务博览会等渠道，普及仲裁制度，推广仲裁知识，以服务实效带动社会认知度提升。

这些宣传推广实践表明，仲裁机构只有主动走出去、沉下去，以市场主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仲裁知识，才能逐步提升社会认知度，拓展案源渠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6.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人才是仲裁机构发展的第一资源。调研发现，各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九江仲裁委员会将首席仲裁员报酬占比提高至50%，通过薪酬激励调动仲裁员积极性，保障案件审理质量。秦皇岛仲裁委员会制定《聘用人员工资评定及晋升办法》，派仲裁员骨干外出学习，建立“周例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东莞仲裁委员会重视女性仲裁人才发展，总结提炼“东仲调解十招”，打造“莞香花”仲裁调解特色品牌，通过品牌建设带动人才成长。该委还积极引进境外人才，拥有港澳台和国外仲裁员52名，具备外语开庭能力的仲裁员占比31%，为涉外仲裁业务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这些人才建设实践表明，只有建立科学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才能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仲裁专业队伍，为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五、战略进路与对策建议

前文对全国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发展现状、现实困境与创新实践的剖析，既揭示了制约行业发展的共性症结，也展现了各地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基于此，以下将从顶层设计、系统构建、生态位选择等维度，提出推动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普适性战略建议。

1. 回归制度本源，重塑公信力根基

调研表明，机构性质模糊、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是制约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发展的深层症结。因此，未来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从根本上回归仲裁作为民间性、专业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本源。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应尊重仲裁的独立性与市场规律，建立“行政权力干预仲裁负面清单”，同时鼓励仲裁机构参照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机制，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的现代治理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公信力是仲裁的生命线，“去行政化”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提升裁决质量，裁决质量往往直接体现为裁决的公正性与可接受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亦指出，释法说理的目的在于“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上述要求对仲裁裁决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充分说理既是对当事人争议的有效回应，也是恰当行使仲裁权的体现。强化释法说理是提升仲裁公信力的关键抓手，仲裁机构应以裁决书说理制度为核心，建立健全系统性的公信力建设机制，通过规范裁决理由的阐述标准、加强重大疑难案件的说理论证等方式，让说理成为仲裁公正的直观载体，以透明促公正，以公正赢信任。

2. 构建多元格局，打造区域解纷枢纽

中等城市仲裁机构不应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纠纷裁判者”，而应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从单一纠纷解决中心向区域争议解决枢纽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仲裁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具体实践中，可借鉴前文所述各地在调解与仲裁衔接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动仲裁与调解等非诉方式的全面对接，探索建立“调解优先、仲裁支撑、诉讼托底”的递进式纠纷解决链条，赋予各类非诉解纷结果以强制执行效力，形成解决纠纷的“组合拳”。

与此同时，仲裁机构还需转变“等案上门”的传统思维，深入分析本地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合同特点与纠纷规律，将仲裁条款植入行业标准合同文本，为产业链提供从风险防范到纠纷解决的全生命周期法律服务。在此基础上，还应推动仲裁服务向基层延伸，融入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平台，针对金融消费、知识产权、互联网等纠纷高发领域设立专业仲裁中心或流动仲裁庭，真正实现“行业纠纷行业解、基层矛盾基层了”。

3. 实施差异战略，确立特色生态位

面对大城市仲裁机构的“虹吸效应”，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应摒弃“大而全”的路径依赖，转而走“专而精、精而特”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聚焦本土优势产业，集中优势资源打造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每个中等城市都有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产业集群，仲裁机构应锚定本地最具优势的1至2个产业，吃透行业惯例、储备行业专家、制定专业仲裁规则，逐步成长为该细分领域纠纷解决的首选机构。

在此基础上，还应具备前瞻性眼光，敏锐捕捉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需求，提前布局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绿色能源、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的仲裁规则研究和人才储备，抢占未来仲裁服务市场的制高点。但单个中等城市仲裁机构的力量终归有限，因此也鼓励地理位置相近、产业互补的仲裁机构建立区域联盟或协作机制，在跨区域纠纷、共享专家库、统一裁决尺度、联合品牌推广等方面开展合作，以规模效应和品牌合力共同提升在区域内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4. 拥抱数智浪潮，推动规则重塑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更是对仲裁服务模式、证据规则、程序正义的深度重塑。对于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而言，抓住“数字蝶变”的机遇，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首要任务是推动“全流程、无纸化、智能化”的线上仲裁建设，全面升级智慧仲裁系统，实现从立案、缴费、送达、举证、质证、庭审到裁决的全流程线上闭环，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进行案件排期、文书生成、类案推送，大幅提升办案效率。

然而，技术先行必须规则跟上，针对电子证据的认定、在线庭审的程序规范、电子送达的法律效力、智能裁决的边界等新问题，需要从机构规则层面进行大胆探索和规范，为未来更高层级的立法积累实践经验。更进一步，还应建立仲裁业务大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案件类型、标的额、审理时长、当事人分布、仲裁员表现等数据的深度挖掘，精准把握服务需求，优化资源配置，预测发展趋势，真正实现以数据驱动机构管理决策，让数字化从“技术赋能”走向“规则重塑”。

5. 激活人才资源，打造专业队伍

人才的高度决定了仲裁机构发展的深度。面对在人才竞争中相对劣势的处境，中等城市仲裁机构必须以更开放的视野、更灵活的机制来引才、育才、用才。在引才方面，应建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机制，突破地域和编制的限制，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柔性引进金融、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能源等领域的顶尖专家担任仲裁员，通过组建专家库、聘请顾问等方式实现高端人才的“为我所用”。在育才方面，应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与本地高校法学院的深度合作，共建仲裁研究院或教学实践基地，联合培养仲裁后备人才，同时鼓励在职仲裁员和工作人员进行跨学科学习，培养懂法律、懂经济、懂技术、懂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在用才方面，应完善以专业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式的薪酬体系，建立与办案数量、质量、难度、社会效果紧密挂钩的绩效薪酬制度，同时畅通仲裁秘书等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以实实在在的激励增强队伍的稳定性和归属感。

6. 创新宣传机制，拓展案源渠道

仲裁制度的市场认知度直接影响着机构的案源获取能力。对于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而言，破除“仲裁不如诉讼权威”的认知偏差、提升市场主体主动选择仲裁的意愿，是拓展案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具体实践中，应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矩阵，线上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典型案例解读、仲裁优势科普、庭审流程展示等，线下联合工商联、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开展“仲裁进百企”系列活动，将仲裁条款植入行业标准合同文本。同时，可探索建立“仲裁+商协会”常态化对接机制，定期走访重点企业、商协会，了解企业纠纷痛点，提供定制化仲裁解决方案。此外，还可借鉴部分地区“仲裁服务工作站”模式，在产业园区、专业市场等纠纷高发区域设立服务点，实现“零距离”对接企业需求，变“等案上门”为“主动出击”。

六、结语

回望过去5年，中等城市仲裁机构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机构数量稳步增长到案件受理量持续攀升，从仲裁员队伍不断壮大到数字化转型积极探索，中等城市仲裁事业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突破。东部地区先行者积累了丰富经验，中西部地区后发者展现出强劲潜力；传统制造业城市深耕产业服务，沿边沿海城市探索涉外法治；数字化先行者实现全流程线上办案，特色发展者打造“产业+仲裁”服务品牌。这些成绩背后，问题依旧突出，但这既是痛点，也是改革的着力点。一批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没有等待，而是主动破局，以创新实践为自身发展注入活力，也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展望未来，中等城市仲裁机构正站在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型的关键路口。这条转型之路，需要回归制度本源的定力、构建多元格局的智慧、实施差异战略的勇气、拥抱数智浪潮的魄力，更需要激活人才资源的远见。

中等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仲裁机构是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当每一座中等城市的仲裁机构都能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形成特色，全国仲裁事业的版图必将更加丰富多彩。